中國詩歌的發展歷程

　　在漢語中“詩”“歌”常并稱，實際上“詩”是歌的文字內容，“歌”則是詩的口頭表達形式。兩者指的是同一內容，區別只是在于這些內容是否能夠入樂。詩可以入樂成歌，但不一定都會入樂。正因如此，“詩歌”現在一般泛指各類的詩。

　　詩在遠古并不是文人的創作，而是先民語言交流的產物。人有了語言之后，必然要追求把話說得流暢和諧，于是詩便應運而生。目前能見到的最早的詩是東漢《吳越春秋》所載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 傳說是記載黃帝時期狩獵的場景。中國的詩歌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逐漸發展起來的。就詩歌的形式來說，其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作為有韻律的語言，最初的形式就是民謠。據記載，周朝時期天子要派人采風，收集民謠以了解社情民意，各地諸侯也要向周天子獻詩。春秋后期，出現了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書中收錄的詩歌既有民謠，也有宮廷樂歌，一般篇幅不長句子較短。例如其中《周南·關雎》就是描寫男女愛情的民歌。《周頌·清廟》則是宮廷祭祀演唱的祝詞。《詩經》原來只稱為《詩》，漢代時被推崇為《詩經》，從而確定了“詩”這種文學體裁，并對后世詩歌創作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戰國時期又出現屈原等人創作的一種新詩體，稱為《楚辭》。《楚辭》雖然與楚地民歌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多出自文人的創作，所以文辭鋪張華麗，內容深刻幽遠，形成了一種與《詩經》有著顯著差別的新的文學體裁。一般認為《楚辭》與《詩經》共同成為中國詩歌的源頭。由于《楚辭》中最著名的詩篇是屈原的《離騷》，所以人們也稱詩為“騷”，稱詩人為“騷客”。

　　漢代仍然實行采風制度，主管機關稱為樂府，其具體任務包括制定樂譜，訓練樂工，搜集民歌及制作歌詞等。這種由樂府制作、收集、傳唱的作品在漢代稱為“歌詩”，魏晉以后稱為“樂府詩”，被視為一種新的詩體。樂府詩在藝術上較前更為成熟，并出現了《陌上桑》、《孔雀東南飛》等情節完整的敘事詩。后世文人模仿創作的詩其實并不入樂，也稱為樂府詩。

　　在《詩經》和樂府詩中，多數是四言詩句，到了漢代，隨著語言的發展，大量雙音節詞匯出現，詩句的表達可以更為復雜，于是形成了五言詩。五言詩句可以容納更多的詞匯，能更靈活細致地抒情和敘事，并且使句式音節富于變化，更有音樂感，遂成為一種新的流行詩體。五言詩的形成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首先是樂府詩中的五言民歌逐漸增多，到東漢時期文人們也開始創作五言詩，現存最早的五言詩是東漢班固的《詠史》。

　　從《詩經》到漢代五言詩，詩只有一個特征就是“押韻”。對于詩篇和詩句的長短都沒有要求，詩句的內部結構更沒有要求，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愿自由創作。正是這一特點造成早期詩歌創作的繁榮，當然也不可避免地使詩作帶有這樣那樣的瑕疵，需要進一步總結升華，改革發展，創造出新的詩體。

 

 

　　唐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強大統一繁榮昌盛的朝代，詩歌創作是其最為輝煌的文化成就，唐詩被稱為中國古典詩歌的頂峰。當時寫詩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普遍的風尚，也出現了李白、杜甫等偉大詩人，正是在這種大環境下，格律詩作為一種新的詩體得以形成并確立其主導地位。

　　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創作基本沿襲樂府詩和五言詩的體裁，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創新。第一，出現七言詩。據說漢魏之際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的第一首文人七言詩，南朝劉宋時期鮑照的七言詩對于詩的用韻進行了積極的探索。第二，出現四聲八病理論。南朝蕭齊時期周顒發現漢字讀音有平上去入四種聲調，沈約則研究詩句中聲韻的協調，提出應避免八種弊病。第三，出現駢文。南北朝時期，文章在漢賦的基礎上逐漸要求句式要講究對偶，句中字數趨向駢四儷六，聲律要平仄配合，稱為駢文。這些新因素的出現，促使詩的體裁發生變革。蕭齊時期曾出現講究格律的“永明體”。

　　這種講究格律的詩體，到初唐逐漸定型，盛唐時代在李白、杜甫的作品中完全成熟。崔顥是李白同時代的人，他的《黃鶴樓》曾受到李白的稱贊，但是這首詩對仗并不嚴整。其原因就在于這首詩是寫于律詩形成的時期，對于對仗并未充分重視。李白稍后所寫的《登金陵鳳凰臺》則是完全注意了律詩對仗的要求。這其間的差別反映出當時律詩的規則是逐漸完善和普及的。

　　格律詩的基本要求就是絕句限為五言四句或七言四句，律詩限為五言八句或七言八句，一致押平聲韻，詩句之間要粘對照應，詩句內部要平仄協調，部分詩句還要對仗。由于格律詩的篇章結構和聲調音韻既規范工整，又保留了一定的靈活性，使詩的體裁在能夠適應各種內容抒寫的同時，充分展現出形式美和音樂美，所以得到普遍認同，不僅成為當時的詩歌主流，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唐朝時期，人們稱格律詩為近體詩，而把之前的詩體統稱為古體詩。

　　格律詩雖然有許多優點，造就了中國古典詩歌的頂峰，但也有其不容忽視的缺點，即篇章結構可供選擇的余地相對較少。隨著詩歌創作的蓬勃發展，人們也逐漸關注到這一點，并積極地尋求解決途徑，于是詞作為新的嘗試開始出現。
 

 

　　詞的全名是曲子詞，包含曲子和詞兩部分。曲子是指音樂曲調，詞則是與這些曲調相配合的唱詞。據說曲子興起于隋代，但未發現隋代創作的詞。曲子詞是先有曲子然后再依曲填詞，篇幅及句子要依據曲子的節拍來確定，押韻也不限定兩句一韻，因而在形式上比格律詩更為多樣，有益于靈活表達內容。到中唐時期，詞就引起了文人的關注和仿效，成為一種嶄新的文學形式。如李白的《清平樂》、劉禹錫的《浪淘沙》雖然看似七言絕句，其實都是依曲填制的詞。

　　經過唐末五代的動蕩之后，宋朝重新實現了國家統一。北宋前期，城市經濟繁榮，出現了茶樓酒肆醉舞酣歌的局面。在這種環境下，作為和樂歌唱的詞，恰好用來娛樂遣興，于是迅速興盛起來。宋朝文人早期還秉持“詩以言志，詞以娛情”的原則，僅僅把詞視為游戲娛樂之作，抒寫風花雪月。后來蘇軾等人突破了這個界線，以詞來表達嚴肅認真的題材，使詞的寫作進入更為廣闊的領域。例如，蘇軾在《江城子·密州出獵》中，借出獵的話題抒發了志在殺敵衛國的政治抱負。辛棄疾的《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詞以寄之》，則通過回顧早年軍旅歷程表達了以身許國的壯烈情懷。由于詞成為宋代詩歌的主流，所以后來多稱其為宋詞。

　　詞在藝術形式上與格律詩相比，就是改變了詩的篇章結構，根據曲調的不同，篇章和句子都變得有長有短，但是保留了對仗、押韻和講究平仄的傳統。因此詞也稱為長短句，被視為格律詩的同類，有時甚至統稱它們為詩詞。由于曲調眾多，每個曲調都有一個單獨的名稱稱為詞牌。人們創作詞，必須先選定詞牌，然后依曲行文。后來詞牌和曲調逐漸脫節，詞牌僅僅成為篇章結構以及行文和協韻要求的標志，這些要求也被稱為詞譜。

　　元曲是一種與宋詞情況差不多，但是出現時間較晚的新詩體。曲的本義就是曲調，從廣義上講包括各種樂曲，但通常多指宋代以來的北曲和南曲，以及與之相配的文學作品。由于其興盛于元朝時期并成為當時的文學主流，所以稱為元曲。元曲包括雜劇和散曲兩類。散曲是金元時期在北方民間俗謠俚曲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新的詩歌形式，其中的小令類似于詞調，套數則類似于劇曲，是不入戲的散篇，供清唱吟詠之用。詩歌領域中所說的元曲就是指的這種散曲。

　　散曲與詞十分相近，每一曲都有一個曲牌，代表其特有的音樂節奏，人們可以依曲填詞，也要講究聲調音韻。但是作為詩歌的曲和詞也有差別，曲的某些位置可以增加字，稱為襯字，對聲調音韻的要求也相對寬松。后來，曲也出現了文辭與音樂脫節的現象，曲譜不再是音樂譜，而只是與這個曲調相關的文辭的篇章結構以及行文協韻要求。人們即使不了解曲牌所代表的音樂，也可以依譜填詞寫出新曲。由于曲也強調格律，所以也被視為格律詩的同類。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 張養浩的《山坡羊·潼關懷古》、睢景臣的《般涉調·高祖還鄉》都是其中的名篇。

 

 

　　元曲形成之后，中國古典詩歌在體裁上達到了比較完備的程度。一方面，詩、詞、曲普遍講究平仄、押韻和對仗，極大地突出了韻文的特性，增強了音樂感，富于感染力，也易于流傳。另一方面，詩、詞、曲相結合，創造出了十分豐富的文體格式，適合表達不同的內容，可供人們在創作時自由選擇。正因如此，在明清兩代，人們依律作詩填詞，雖然也有名篇佳作出現，但沒有再出現新的詩體。當然社會的進步是必然的，詩歌體裁的變革也是早晚要到來的歷史必然。格律詩及詞、曲總的來說屬于美文的范疇，主流都是文人的創作，與流行的口語有一定的距離。正是這段距離，促成了白話詩的出現。

　　我們現在所說的新體詩或自由詩，指的都是白話詩，它是隨著白話文的流行而出現的。白話文是與文言文相對而言的。作為我國古代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的。白話文則是在唐宋以來的口語基礎上形成的，起初只用于宋代話本、明清小說等通俗文學作品，但不是文學正宗，也沒有法定地位。雖然清朝末年就有人開始提倡白話文，但是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白話文才在全社會普遍應用。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了八首白話詩，是最早出現的現代新詩。

　　縱觀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過程，我們就會發現，詩的體裁不是僵化不變的，而是隨著歷史的前進不斷發展的。歷史上的每一種詩體都是適應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條件而產生的，都有其歷史必然性，都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財富，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傳承。我們不應該厚古薄今，也不應該厚今薄古，而是應該對這些傳統文化遺產進行科學的思考，吸取其適合新時代需求的精華，剔除其不合時宜的糟粕，為推動新時代詩歌文化的發展服務。